“1975年11月启远网，北京，中南海”，毛主席抬头问身边工作人员：“同志的信你们看了没有？”语气里透出一丝不满。就在这封贴着八分钱邮票的普通信里，王恩茂报告了在安徽芜湖工作的近况，并请求重返部队。短短数页纸，让毛主席想到了新疆那三年大生产的风沙味，也想到了远征哈密的枪声。
毛主席很清楚，眼前这位曾经的第一兵团二军政委，在新疆从零开始扛起军垦与土改两面旗，打开了边疆稳定的新局面。若仅仅把这样的人放在地委副书记的位置，“简直浪费”——这是毛主席当天在办公室里原话的记录。几小时后，指令抵达叶剑英：就近安排王恩茂到军队。文件递到总政治部干部部，下一行字写得干脆，“南京军区副政委”。
事情看似偶然，其实铺垫已久。早在1969年“九大”前夕，王恩茂在南疆农场劳动，一度被边缘化。毛主席得讯后，当即让周总理派专机把他和妻子骆岚接到北京。那次会议上，他由观察员转为正式代表，并进入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。毛主席还在接见时拍拍他的肩膀：“新疆的账我记着呢。”一句话，把这位江西永新汉子背后的荒漠烽烟一并点亮。
时间往回拨到1949年秋。第一野战军接到进军新疆电报时，王恩茂正和王震在西宁整补部队。两人对视一眼，彼此心照不宣——这是第三次长征。拉练三千公里，风餐二百余日，进哈密时国民党残部正在劫掠。王恩茂给部下下达的第一条命令不是“进攻”，而是“保护百姓”。结果，哈密城墙外上万民众自发阻挡大军继续西进启远网，请求留下维持秩序。王恩茂劝他们：“前面还有受苦人等我们。”这种“要解放下一座城”的急迫，大半源于他当年在中央苏区走出来的本能。
真正的难关却不是枪炮，而是肚子。1950年初，新疆闹粮荒，美国驻喀什副领事甚至放话：“共军会把自己饿死在塔克拉玛干边上。”王恩茂听见后冷笑一句：“那就让他们看看中国军队的锄头能刨出什么。”随即，新疆军区发布第一号命令——全体官兵开荒。十多万战士推着坎土曼走向戈壁，王恩茂白天插标尺、划垄沟，晚上挨户做社会调查，用凉水就硬馕，一走就是几十里。他写下新疆土地占有数据，得出“地主比例高于内地”的结论，为随后减租、土改提供了数据支撑。
三年大生产的成果被后人用两组数字记住：耕地从百万亩上跳到千万亩，1952年新疆上交国家粮食四亿五千万斤。粮食上去了，民族关系也在改观。王恩茂主持的土改把四十万亩土地交到贫苦农民手里，维吾尔老乡把自家羊肉抓饭端到解放军地窝子，场面质朴而热烈。
离开新疆后，王恩茂调到吉林、再回中原，位置几经变动却屡屡“降格”。1972年被安排到芜湖，准行政级别并不高。对此，他表面服从，内心焦躁：国际形势并不太平，自己最熟悉的还是军队。于是有了那封八分钱的信。毛主席一句“怎能让他当地委副书记”，不仅是对一名老将的肯定启远网，更包含了对新疆经验在全军推广的期待。
1977年，王恩茂先赴吉林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；1981年，王震向中央推荐他重回新疆。邓小平听后点头：“好。”不少人劝他别去了——高血压、年近七十、条件艰苦。他却只说一句：“我死后要埋在新疆。”背后还有个故事：1964年父亲病危，唯一遗愿是回江西老家安葬；他苦劝老人留在乌鲁木齐。“我以后也葬在这里，你不孤单。”父亲含泪点头，成了动员别人扎根边疆的有力例证。
1981年10月，王恩茂再入乌鲁木齐。为了摸清家底，这位花甲老人一个冬天跑遍86个市县，越天山、过戈壁，风雪夜里睡过吉普车后座。干部、知识分子想离开？他一次次召开座谈，“新疆缺的不是沙子，而是主心骨。”有人被说动留下，一批项目得以推进。从石油到棉花，从公路到水利，他把稳定放在第一条：没有稳定，经济就是沙丘上的房子。
1993年离休，他坚持住在乌鲁木齐小院。儿子王北会一度申请调回内地，他摆出老脾气：“爷爷、弟弟都埋在这里，我也如此。你要走，怎么服人？”后来连孙子都回到克拉玛依当兵，三代守边成了佳话。
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夜晚：毛主席批完件子，对来取文件的机要员说：“告诉王恩茂，部队需要他。”几个月后，南京军区作战会议的红头文件里多了一个熟悉的签名。决策者与执行者跨越数千公里的默契，由此再度合拢。历史或许会把这看作一次简单的人事调整，但在老一辈看来，那是一条边疆安全与国家战略的隐秘纽带，不能随意剪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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